艺法画廊自豪的推出扎娜(Zane Mellupe)在中国的第一个私人作品展－“怀念好老婆”。

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性、概念性和非常私人的新展览, 展出的作品会是以综合材料制作的照片和装置组成。

扎娜主要集中在对视觉思维的观察研究, 对记忆的扭曲变形, 意识层次和相像之处,这四个部分会以一个重新创作的家的状态来展示: 客厅, 厨房, 卧室和衣橱(分别在画廊的四个房间内)。

2007年的夏天，在那片准备要改建成“创意园”的仓库矮墙边上第一次见到扎娜。

30个月之后，在上海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做过各种创意和创新之后，扎娜被邀请成为艺法画廊合作的策展人。

在艺法画廊搬入常德路621号之后的第二个展览，扎娜展出过她的作品。其中一件是使用了她的本名，其他几件是用了虚拟的艺术家名字。

在合作了15个月后，我决定代理扎娜作为艺法画廊的艺术家，并邀请她参加“巴黎艺术节”。扎娜在那里展览了她的作品并掌管了空间的艺术品摆设。

2011年的夏天，在熟识了四年之后，扎娜在艺法画廊创作了一个重要的私人作品展，“怀念好老婆”。

选择扎娜作为画廊代理的一名主要艺术家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她实验性的创造力和热情；她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她对自己的洞察力；她的作品和故事都大量渗透着她的直言无讳和幽默，所有的这些都是鼓励我去“在她的天份上赌一把”的原因。一个艺术评论家最近对此很赞同并且祝贺我的选择。

“怀念好老婆”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回顾展；是对一个私人想法的解释，希望或教诲，对她当时已知童年和信仰的诠释。这个展览会分成一个家庭里的多个不同房间，厨房，橱柜，卧室和浴室，为了怀念那个好老婆。

现在我们把这把钥匙交给你。

“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一个政体造成的伤害更多还是一个家庭造成的伤害更多。”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很清晰的。她的母亲穿了一套苏联的制服，胸前还插了一个小旗。她就在她身旁，藏在一个巨大的白鸡蛋里。这个蛋比妈妈要大多了。鸡蛋在等待合适的时间的同时，妈妈在写着考卷。她并不困惑她是如何进入这个鸡蛋的；有一点狂野的性感。不确定有多狂野，苏联的时代是注入一种过分正经的生活方式，当时很多人都深受感染。然后，就有了一个鸡蛋。

仅在几年之后，“可耻的”报纸“Zilite”击垮了她那个鸡蛋的梦。那正好是五角星要被废除并且换成八角星之前，在每个5月1日飞机停止分撒冰淇淋券的那个时候。同样的时间，祖母停止隐藏她有兄弟住在大海彼岸和她的姐妹仍然活着的事实。她们有的在欧洲西西部有的住在拉脱维亚。那个时候也正是祖母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前古拉格的朋友们不再发送松果。也在那个时候，当她的母亲和祖母争吵是为了“人们会怎么想我”如果邀请一个“苏联年轻”的摄影师拍一张分娩的照片，并且这张照片会刊登在杂志的封面，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可能那才是这一切怎么开始的。
“极权主义政权？”

我在想，人们是怎么理解对方的?*

几个观点：

1. 她的祖母告诉她，这是祖母的祖母流传下来的，每次尝试新的东西（从来没人试过），都可以许一个愿。但是在许愿的时候她必须做的很聪明，于是她想来想去然后想出来一个。她的愿望是：“愿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所以她会一直许同样的愿望去保证那个愿望能真的实现。
   
2. 每次她撞了脑袋后她都会背诵：
   11x11=121; 12x12=144; 13x13=169; 14x14=196;15x15=225; 16x16=256; 17x17=289; 18x18=624; 19x19=381; 20x20=400.
   所以每次你碰见她，你就会知道他是成倍增加的。
   
3.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和基督教扯上关系的，虽然她在7岁的时候接收过洗礼。那是在重组改革（从苏联解体开始）和她第一位教母成为拉脱维亚的第一个女性神夫以及她的第二位教母是一位妇科医生－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一旦神学失败了。她和她34岁的母亲，11岁的哥哥和1岁的妹妹一起受洗礼。3年过后，很多人在教堂门口后面排队只是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罪恶全部都冲走。她总是在想一个政权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这么容易的改变信仰，完全否定之前的信仰尽管之前更加勤奋并从那里期望更多。也许它只是自我净化的一种形式，为了真正的目标／爱情／信仰／系统而清扫道路。
   
4. 在她11岁的时候她希望能和祖母在一起，所以她开始和祖母一起生活。她想变的更像她的祖母一样——她希望电视上所有的舞者和歌手都成为她的朋友。
   
5. 她会学习刺绣 ，编织和使用钩针，还有讲故事。
   
6. 2007年宣布的有3,301,112,087名选手参加的盛大比赛中，她开始学习一本书，叫做一个家庭主妇的黄金规则。怀念好老婆。

*我从10，000公里之外打电话。昨天我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内（因为没付帐单）。我打电话是为了得到一些消息。你每次打电话（我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但是每次收到这种让人不愉快的评论就是在浪费我的电话费”－一个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在50岁前就会死，那样会让我们和平相处么？”－给一个朋友的话。

重章叠句和变形转换在俄罗斯文学中颇为稀松平常。好比说乌克兰作家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外套》（The Overcoat）中主人公亚卡基·亚卡基维奇(Akaky Akakievich，意为“狗屎·狗屎之子”)的名字，纳博科夫笔下的无数人物、尤其是《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Humbert）, 还有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和《狗心》。倒也不是说这种生花妙笔只能在俄罗斯文学中找到；其实在中欧文学（如卡夫卡）、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在过去几十年间走红全球的印度传统故事（以Salman Rushdie为代表）的作家们笔下也很常见。甚而，重章叠句也是中文语法的基本元素之一。自从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了其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我们因重影相片的惊人效果而幡然醒悟，沃霍那些罗里吧嗦、稍显滑稽的形象可以被当做是重章叠句之说服力的最佳注脚。而这些重章叠句中的大多数之所以让人着迷，恰在于其平淡无奇。罗兰·巴特人尽皆知、尽人皆评的著作《明室》（Camera Lucida）论述了绝大多数摄影作品的互为雷同，成千上万的全家福摆着全然一致的姿势，亿万计的肖像照独一却并非无二。上述便是扎娜（Zane Mellupe）早期摄影系列“家庭”的基础。她从大街上、旧壁橱和小店里找到的各种“户口”相片被放大到海报尺寸，随之一同放大的还有相片的瑕疵、燃迹与刮痕，所有这一切拼合成一个“家庭”（但这并非重聚——纯粹只是艺术家的一种说法）。

如今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拉脱维亚在1981年还隶属于波罗的海诸国，由苏联掌权（1939-1991）。扎娜生于斯、长于斯，社会变革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并折射于其创作之中。高中毕业后她选择研修汉语并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师范大学深造。在伦敦的摄影进修并未停下她探索中国的脚步。近年来，扎娜成为策展人、画廊主与创意总监，但其艺术家的身份从未改变。

在这场扎娜的处女展中，我们看到了五花八门的作品：摄影、藏品任意组合，光绳雕塑与配套的短小故事。她在家乡拉脱维亚与第二家乡上海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通过第一人称强调的故事与作品读来有如自传——“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上辈子是条狗。”支离破碎的印象拼凑在一起，让人觉得恍然似真。不过等一下，展览标题是“怀念好老婆”，这一对校园课本的简短怀念其实什么也没说，它可以是每个人的每一天，也可以谁都不是。它是如此熟悉，以至我们都信以为真、弗以为是。但是否事实真的如此？也许我们都只是跌进了一张魔镜里（艺术家的分身会出现在开幕现场，列位看官不妨届时问问鬼魂本人的见解。）

艺术家的一个分身现身会场，但它到底有多少虚构的成分（一部真实的虚构——我们依旧站在文学的场域里来看问题）还是值得探讨、或可供玩味。展厅中布满了一排排图像，“污点档案”《肖像》，装了多个把手的门楔型门板（为了开着还是关着？），生肉照片被实实在在地烹调着（就像烤鱼烧肉煮脑袋那样）。穿针引线的LED软管划过精巧制作的布箱，有如Fontana的布面划痕。一枚在大街上找到的街灯被装进一个摄像机闪光灯箱。一支雕了花的矮桌腿像墙壁长出的舌头，或是别的什么（那些模陵两可的重影可以在这些相片中找到，比如美极鸡脖）。

与其说这些摄影是自画像，倒不如说是对自我的肖像画，是艺术家立足于亲密空间——拥挤的书橱、杂乱的卧室而作出的描述。恰在于此，她躺在餐桌上，脸庞盖着薄纱，秀色可餐。一转眼，又在雪地里赤身裸体被一只狗所威胁（列位看官，我刚才提到布尔加科夫了吧？）自拍像从来都是对某种身份的发难，对此质疑最多的莫过于美国摄影师辛迪·舍曼，可能她所有的自拍像都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拍像。扎娜以一种女性特有的幽默感打动了我们，于我而言她非常斯拉夫（我妻子是捷克人）。个中自有天性调侃，但也慷慨豁然。有种神奇，不是为了故弄玄虚，却是为了那份魅力。同时，它又是小心谨慎、批判挑剔的——对这些至为谦逊的艺术作品做出任何假设都是不明智的，尤当论及其“感情”的真实性，对此艺术家可算掏心掏肺。

其他老牌风格的摄影作品零零碎碎地表现出她本人，一些她父亲拍的旧照片（讨论主客体的关系与其“重量”），水磨不锈钢的咖啡桌面是现代主义风格的顶峰；裹在塑料中的胎儿，被呵护照料，也可能被寄送他方。与之相对，一组上海街景捕捉下老树枝桠掩映间的人影（并非扎娜本人），绿地与典型上海殖民时期别墅作背景，简单的人与树的联系。再次强调，其重要性并非单纯出自变形，更在其平庸：神奇的平庸。另一例是盈满鲜花的摄影作品《鲜花》，这张五颜六色的乡村景致好似一堆人造的静物，透出笼中之美。出乎意料地，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开始注意到相框边角上的相似色彩与肿大器官，由此再次强调了变形的主题，尽管它藏着掖着，但也是伪装的平凡，像其他居家物件一样作为嫁妆的一部分。

我的最爱是那座喷泉绞肉机，像是杜尚小便池的山寨版，或某种祭祀遗物，但同样经过了变形——或“发展”？——成为某种摄影设备：勿论那些被“烹调了的”作品更是另一种变形。喷泉涌出的网状水流象征着系统与进程，但也同样意味着颠覆（最调皮的转变）——让我们别忘了在苏联统治的数十年间，布尔加科夫的论著可是禁书，只能找到由“地下出版社”印刷的版本；不论如何，让我们抛开女性主义与流动性的陈词滥调（列位看官，我丑话在先——在这个幻境里，不是每样东西都表里如一，也不愁没有出乎意料的时候）。“怀念好老婆”的变换并不止于艺术作品。扎娜的游戏与遗物逃脱了物件的躯壳，并与画廊建筑本身融为一体，这栋老式殖民别墅里的每个房间都被怀念充满，厨房、浴室、卧室，甚至扎娜的分身也入侵了这空间，夺走了她既成的性格。

纳博科夫未完成的小说《劳拉的原作》在其死后出版，该书末页写到：
“擦掉【画圈】
抹去
删除
抹掉
【字迹被划去】
消灭
湮没”

死亡无疑是终极变形，有无与伦比的无尽诙谐，其中每幅自拍像都是一种自然死亡（Nature Morte）。那么就以参展作品《雪与尘土》中一个人物的独白作结——让我们暂且称她为扎娜 扎娜：

它们的撕咬更让我确信——狗知道我在想什么——对我的谎言心知肚明，对我的恐惧与虚伪了如指掌，它们觉察到了我对它们藏宝处的偷窥。它们知道我是谁。

那么，到底谁是狗，什么又是艺术家？莫失望。无所答。疑归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