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玩世写实主义者。我塑造的咧嘴大笑的人物形象诠释了一种宿命：贫穷或富有，熟悉或陌生，好或坏，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事物的进程。我们生活在永恒的阴阳矛盾中。明亮与阴暗，和平与战争，善与恶，世界总是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中运动。因此，我决定嘲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哲学，我的思想自由。我不在乎一切，至少我尝试着：宗教，国家，商业，金钱......假如上帝或火星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人类总是混淆一切：忧郁，高兴，希望，绝望，幸福，不幸......人性在中间徘徊。
从出生开始，注定的遗传基因就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学着掌控它。
我的遗传基因，就是叛逆。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度过了没有温情的童年，美好的记忆寥寥无几。我的父母在石油之都大庆工作。父亲很严肃,是个司机，母亲是个会计，拼命工作。我是三个男孩中的长子，自认和别人不一样，感觉孤独。我的想法古怪。没有人能真正震撼我。我从小就蔑视权力。那时生活还没有教会我中庸之道。
在学校我很苦闷。十岁的时候，我涂黑了整本整本的小人书。还曾想象解放军和假想敌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战役。初中的时候，我准确地描绘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头像，受到赞赏。当时还不懂事。思想的成熟是在后来，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尤其是当我如火如荼地写大字报的时候。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广泛认识了油画和雕塑，并在那里接触到艺术大师。达芬奇和他用明暗划分世界的才华，米开朗基罗和他塑造的人物压抑的力量，莫奈和他运用光的天赋......如果要赠予我一个伟人的思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杜尚。这位杰出的艺术家赋予现成品新的意义，跨越传统界限，发人深省。在我的画中我也尝试这样做。透过嘲讽的方式......
天安门事件后，与政治彻底决裂决定了我的命运。我选择艺术作为唯一的语言形式。1990年，我带着一头长发和自由的思想搬到了北京的圆明园艺术家村落。我们聚集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生活放荡不羁。每月仅100元，我们却是世界的主宰。白天我狂热地画朋友的肖像。晚上我们喝下十几瓶二锅头，60度的中国白酒，忘乎所以。一些艺术家如方力钧或刘小东开始画自画像。我自然而然地追随潮流……外国人来看我们，一些人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走了画布，而现在他们却以昂贵的价格转卖。商业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如今，我的画布卖到数百万，这样更好，是体制的需要。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最终我感兴趣的，是默默地观察人类发展。每一幅画体现了我的一个性格特征，一种观念。
做一个民间艺术家，这就是我最珍贵的愿望。以后？谁能保证永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