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自己怪异，孤僻......有点像我书中的人物：总是流氓，艺术家，一些不在乎一切、拒绝任何权威、藐视社会法律、长期生活在乌托邦理想国中的人。
天安门事件的那个年代，我十六岁。成天不学习，跟朋友们上街，去公园，谈论，争辩，批评 “制度”。我叛逆而热情，醉心于理想主义，准备毁灭任何形式的儒教。我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我倾向于可以选择的集体生活，而不是强加的。我还揭露年轻人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晚上回到我们在北京的公寓，和父亲—现代文学教授及两个哥哥一起改造世界。我们谈到很晚，谈民主，个人自由......我年轻，过分敏感，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最终也没太明白世界的变化莫测。后来，我对这些学生感到失望，这些热爱自由的年轻人的先锋，很快转变成依附美元的商人。此后，我厌恶政治，尽管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在北大学习四年后—其中一年强制服兵役,–我宁愿忘记—我去巴黎学习法国文学。又一次任性地逃避父亲的控制。这个受伤的知识分子，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能成为作家，现在把梦想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一个太过慈爱，总在身边的男人，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父亲是不可动摇的根基。跟中国很多年轻人一样，我脆弱的肩膀无法承受“全部希望”......那个年代，我读加缪，贪婪地欣赏法国电影，比如《早上37°2》和《新桥恋人》。那个年代，我差点和一个法国人结婚 — 险些犯傻—那个年代，我为西方文化着迷，多数人认同的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却最终僵化的文化。因为，除了一段我并不感到遗憾的、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外，我在巴黎的四年不是很愉快：我在那里发现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世界，制定了太多的规矩，几乎所有巴黎人身上都缺乏想象力。生活“保守”，死亡般的沉闷。大致比较，北京看上去是一个热闹的城市，到处迸发着火花，虽然只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但充满活力，跟新德里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 一个至今仍坚持被西方民主遗忘的某些价值观，比如尊敬长辈，家庭团结，利他主义。北京是我现在由衷热爱的城市，那里有我的朋友，我的家，我的足迹。1998年带着乡愁回国，准备投身电影。但这个领域对我来说太复杂，我宁愿改变方向。回归写作的想法摆在我面前，希望重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找到更好表现自我的道路。在朋友，作家和诗人友好的鼓励下，我开始大胆尝试：文章，诗歌，文学评论，组织知识分子聚会......我无限愉快地重新投入到文学世界。当我不在伏案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读好几个小时唐诗，或沉浸在鲁迅的文字中。我想到卫慧的书《上海宝贝》，讲述她的各种性经历，书的发行量比鲁迅作品集多，真是悲哀！注意不要被过于功利的文学诱骗，随波逐流。90年代，大家高度颂扬性。如今热衷于虚构的历史小说、中国版的“指环王”。又是另外一类......
写作对我来说，是回归源头。你们对此觉得好奇，但是在这样的中国，我感觉自由。的确，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