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生,甜中带苦的退休



我们家五代都是北京人!我的祖父在英美使馆做厨师。因为很喜欢西方烹饪,他自学英语。中日战争期间,他跟随部队到云南。他是少言寡语的人。每次他冒险给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奶奶”,祖母就皱眉头:不准提战争历史或有关解放的故事。“我们不讲那些事!”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她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祖父对她俯首帖耳!

我高中毕业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处于动荡中。大家去学校,但不再有课。我整天和小伙伴在走廊晃悠。美好的记忆?学习形意拳,一种中国拳,15岁的时候,我在市区一个公园里偶遇一个满族的大师,他教我的。这位有着罕见烈性子师傅还把传统的中医和按摩传授给我,成为我此后一生从事的事业。

1966年1月21日,军队在学校的墙上贴出告示,公布应征去农村的学生名单。我的父母在北京友谊宾馆工作。我真想逃得远远的。逃避红卫兵。但我没有选择......所以一天清晨,我突然和十八岁的哥哥及与哥哥同龄的表哥登上一列火车。我记得在人群中,隐约看见一个年轻女孩迷人的脸,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们被看管在列车中。列车开往陕西延安,位于延河的一个城市,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对于突然间成为年轻农民的我们来说,这个地区实在难以忍受。我记得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在地里劳动,筋疲力尽,每年却只有区区500元!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没吃的,没电,没有任何自由。据说,毛泽东试图发动运动的时候,他最初是在延安劳动者中获得支持的。因为这些人非同寻常的有耐力!我在这样严酷的制度中坚持了一年半。时间似乎不长,但这段经历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一辈子......我的秘密武器?我带上火车的一整箱书。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集和巴尔扎克的几本译成中文的书。我知道《高老头》中的所有人物,入迷地翻阅《幻灭》!因为我是一个“出色的农民”,共产党此后几年把我派到陕西省南部城市的工厂工作。后来,廊坊的中国石油聘用了我。

我们因此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年轻人的未来被指引向振兴国家经济。但我们离开学校奔向农村,如何正当地挣钱呢!1973年,我在单位的月工资是49元。内心深处,我不属于共产党。我的关系很少。最终,我被迫和妻子一起过小人物的日子,没有社会地位。

每当我想到这里,我告诉自己我们被当作权力的工具。我们经受了改革的所有弊端,却没有得到好处。这种情形让我难过。三十年里,我们为振兴国家辛苦工作。而我们剩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完全什么都没有!五十三岁,我被认为“无能力”而遭解雇,一句话、一分钱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靠了几个后来认识的人的关系和自己在书本中了解的法律常识,我被列为提前退休。退休金?每个月1215元。比我妻子少,她每个月1400元!仅够还每个月2200元的房贷,要还二十年。像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儿子给予我们珍贵的帮助......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们将怎么办......多亏按摩师证,我还有一小部分客人能够增加我的月收入......

中国的退休金确实不高。我们没有任何社保,不能预支,平均要付80%的医药费。最近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的妻子因为乳腺癌需要治疗,我急需130000元让她入院。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向亲戚朋友借。她的前雇主的保险报销的部分微不足道。

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有一千零一件事可做,因为缺钱,不允许我们去做:去电影院—一张票60元—逛街,参观故宫......我们的购买力仅限于满足最简单的需要。晚上,在我们安静的房间里,我和妻子谈到将来。我们向老天爷祈祷不要得病......